康培德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
一、何謂平埔族？ 「平埔族」一詞，可說是台灣歷史進行下特殊且獨有的產物。立於文化批判的角度，平埔族一詞所代表的是：握有書寫工具與能力的書寫者，對無文字社會或無書寫工具、且為主流社會所排斥的族群，所展示的命名權力。十七世紀前之台灣社會，數千年來其主要人口組成，為學術界所定稱的南島語族（ Austronesians）。南島語族在現今世界分佈的範圍相當廣泛，東至太平洋上的復活島（Easter Island），西到位於非洲大陸東岸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Madagascar），南至紐西蘭，北則到台灣。但今日的台灣，已經成為一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南島語族的人口，也已退居至我們在今日所慣稱的原住民。從十七世紀初到二十世紀末這四百年左右的時間，所謂「平埔」人口∼即南島語族人口之一支，曾在這歷史洪流中為台灣島的主角之一，只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漸隱沒。平埔一詞的出現，是慣習以文化、風俗差異來化約異己人口的漢人書寫者的產物。晚近移入台灣的漢人，習以對在地人口異己的程度，來對原居的南島語族冠以「生番」、「熟番」的分類。此一劃分的標準，是漢人我族文化中心主義的產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是一動態的區分法。換句話說，「生番」是遲早要歸屬、「進化」為「熟番」的；也因此，界於兩者之間，有一處灰色不穩定地帶的「化番」。而平埔一詞，所指的對象雖不盡然與上述三種漢人所指的任一異己分類互等；但是，大體而言，所指涉的對象是與俗稱的「熟番」範疇大致雷同。「平埔族」一詞，是相對於「高山族」，顧名思義，有著地形上高低差異的意思。但是此一因自然地貌所標定出來的族群命名，確也隱含著漢人我族中心的界定思維。理由是，在台灣近數百年來的歷史發展，漢人所引進的勞力密集型水田耕作方式，在地理擴張上有其地貌與高度上的先天限制。此一局限，造就了台灣島上南島語族隨其與漢人接觸時間的先後、受影響後的文化變遷程度，有著因原住民所居住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的結果。換句話說，「平埔」一詞所指的人口，除了意涵著早期居住平地的南島語族外，對漢文化而言，也代表著其「異己」程度，因長期與日漸強勢的漢人接觸，而顯得較居於高海拔地區的「高山族」來得少。簡而言之，「平埔」一詞是漢人中心論的產物，而非為一學術定義下的名詞，更難成為早期這群人口在其自身文化體系內，對我群與他群人口的認同指稱。 「平埔」一詞，從滿清帝國領台時的文化沙文、政治性意涵為主的指稱，到了日本此一在領台時即充滿著現代性（ modernity）的政權手中，則被學術界所框化（reification）。對殖民地的學者而言，伊能嘉矩首先系統化的繼承此一名詞，後繼的學者，如鳥居龍藏、宮本延人等，亦一直延續著此一泛稱。戰後台灣的學術界，如李亦園等亦承襲此一指稱。但平埔此一泛稱下所包含的南島語族人口，是多元且紛異的。不同的社群間，不但風俗不盡相同，語言也無互通性。若按一般學術界所慣用的「語族」（ethnolinguistic group）分類，則又可大致分為十個族群：即噶瑪蘭（Kavalan）、凱達格蘭（Ketagalan）、道卡斯（Taokas）、巴宰（Pazeh）、拍瀑拉（Papora）、巴布薩（Babuza）、洪雅（Hoanya）、西拉雅（Siraya）、馬卡道（Makatao）及向來較有爭議的邵族（Thao），共十族。噶瑪蘭人，在十九世紀前，主要分佈於蘭陽平原海拔大約 5∼10公尺的低濕平原上。十七世紀時的人口，約有一萬人左右；1810年漢人入墾蘭陽平原時，人口約為六千人上下。由於生存競爭的壓力極大，遂有不少族人南遷花蓮。當伊能嘉矩於1898年（明治31年）到蘭陽平原做實地調查時，人口僅剩3,000人左右。今日的噶瑪蘭人，除了蘭陽平原本地的隱藏性人口外，花蓮縣濱海公路沿線到台東縣成功鎮，都可以見到他們的足跡。噶瑪蘭人，也是至今少數仍在其社群中流通族語的平埔族人。凱達格蘭人，一般而言包括：巴賽、雷朗、哆囉美遠三個分支，其分佈以台北盆地與東北角海岸一帶為主，包括北海岸的基隆、社寮、金包里，沿大屯山至淡水河口，部份甚至南達桃園。在十七世紀以來的歷史時期，還曾擴展到蘭陽平原及花蓮立霧溪口一帶。 道卡斯人，其分佈北起新竹，經苗栗到台中縣大甲鎮以北的沿海平原，歷史上有名的部落為竹塹社。 巴宰人，在台灣中部地區歷史文獻的記載下曾是一群活躍的人口，以岸裡、朴仔離、阿里史、烏牛欄四大社群為主，分佈在環繞豐原，北起大甲、南到潭子、東至東勢、西迄大肚山，大安溪與大肚溪之間的地域。 拍瀑拉人，主要為大肚、水裡、沙轆、牛罵四社；其地理分佈，係在大肚溪以北、清水鎮以南、大肚台地以西的海岸平原。 巴布薩人，荷蘭文獻中又稱為虎尾人（ Favorlang），有東螺、二林、眉裡、半線、紫仔坑、阿束、馬芝遴、巴布薩等社，大致分佈在大肚溪以南到濁水溪以北的地域。洪雅人，分佈在北起台中縣霧峰、南迄台南縣新營以北的地帶，可以分成 Lloa、Arikun兩支。西拉雅人，原住於台南平原的新港、大目降、蕭壟、麻豆四社，又另有一關係密切的支族，即大武壟四社∼ 原住於台南縣烏山山脈以西，曾文溪流域平原地帶的頭社、霄里、芒仔芒、茄拔四社。馬卡道人，原住於鳳山地方至高屏溪流域，文獻中的鳳山八社即為其屬。 這些族群，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在一波一波的遷徙洪流下，使其分佈、族群間的關係，產生了鉅大的變化。除開大量融入台灣漢人人口以外，先後有噶瑪蘭人的南遷，以及西海岸中部平原上的道卡斯人、巴宰人、拍瀑拉人、巴布薩人、洪雅人，有計劃的集體流遷到內山的埔里盆地，甚至翻越中央山脈進入宜蘭平原。南部的西拉雅人和馬卡道人，更是有的往南遷移到高雄、屏東的山麓地帶；有的順沿楠仔仙溪、荖濃溪，深入中央山脈；有的繞道恒春、台東，分散到花東地區的縱谷地帶、海岸平原（詹素娟 1995: 130-131）。平埔族群與現行官方所認定的原住民族群間的關係，並不是我們習以為常地用台灣南島語族此一指稱下「平埔族」對應於「高山族」就可以解決的。所謂平埔族群內的十個語族，與官定「高山族」九大語族彼此間的關係，舉凡語言、物質文化、社會組織等可用來做為界定不同語族間歷史共源性深淺的指標，彼此間交錯關聯的複雜度，不是傳統漢文化的兩段區分方式就可清楚釐定的。以歷史語言學的界定方式為例， Raleigh Ferrell曾將每一台灣南島語族的語言，按照其彼此間同源詞（cognates）共源性的強弱，將之區分為泰雅（Atayalic）、鄒（Tsouic）以及排灣（Paiwanic）三大語群。泰雅語群包含泰雅語和賽德克語；鄒語群包含鄒語以及屬南鄒群的Kanakanabu和Saaroa；排灣語群又可分為排灣第一語群（Paiwanic I）與排灣第二語群（Paiwanic II）。排灣第一群包含了排灣語、魯凱語、卑南語、賽夏語和屬平埔族群的巴宰語、巴布薩語、道卡斯語、拍瀑拉語、洪雅語、邵語等等；排灣第二群則包含雅美語、阿美語、布農語以及屬平埔族群的西拉雅語、噶瑪蘭語和凱達格蘭語（Ferrell 1969: 25, 63-74）。在排灣語群中，我們可明顯地看出所謂「高山族」與「平埔族」內的語族，其語言共源關係的差異是超越此一二分法的。再以台灣南島語族語言以外的文化屬性為例，粗略的劃分方式是將之分為三部份，即高地文化（Upland Cultures）、低地文化（Lowland Culture）與濱海文化（Littoral Culture）三群。高地文化群即我們熟知的泰雅文化、布農文化、鄒文化與排灣文化（含魯凱族）的統稱。低地文化群包含的大多是上述語言分類法則下的排灣第一群，但需扣除卑南族及地處高地的排灣與魯凱兩語族。濱海文化群則是上述的排灣第二群，但需扣除布農族而加入卑南族（Ferrell 1969: 27-60）。所謂文化群的形成標準，是取決於每一語族在物質文化、宗教、口傳歷史、社會組織等文化特徵，在表現上的相似程度來分類。因此，所反映的除了是每一語族所生活的自然環境、以及其對此一生活環境的適應方式外，也顯示了每一語族與其周遭其它族群互動的程度。舉例而言，布農族在語言分屬上是屬排灣第二語群，但是在不含語言的文化分屬上，卻是屬於高地文化群。鄒族雖然在文化分屬上是屬高地文化群中的父系社會，但是其社會卻也存在著屬濱海文化群母系社會特有的「男人之屋」∼ 此一屬於村落防禦體系的社會機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台灣南島語族在數千年的歷史變遷下，每一語族因為遷徙、接觸等因素，彼此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而也就是此一歷史過程下的互動，使得每一語族的族群界線（ethnic boundaries）是不穩定的，彼此間的關係也是動態的。因此，當我們僵化地用「高山族」與「平埔族」兩用詞來區分台灣南島語族時，已喪失了原住民的主體立場，而去遷就漢文化的價值體系了。若說平埔族群此字詞仍然能在現行的台灣社會通用，其意涵除了是漢文化價值觀的投射外，所反映的，可能就是這一群大多數已融入台灣漢人社會，且其南島語族主體性已喪失的人口，大部份是僅存在於過去的歷史中，或為被研究、討論的客體了。
二、平埔研究簡介 （一）平埔研究之起源與發展 有關平埔族的文字記載，較可確切運用、且可信度較高的，大約始自十七世紀左右才出現。但是這些文獻記錄，大體而言，多為官方為了行政治理所留下的記載，或是探險者、宣教師、商人等所留下對異己書寫的遺痕，並未能有近代學術意義的研究著作產生。真正較嚴謹的學術研究作品，則肇始於日本統治台灣之際。這時期，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是著有《台灣番人事情》、《台灣番政志》、《台灣文化志》等作品的伊能嘉矩。伊能嘉矩對平埔研究最大的貢獻，在於他是首位用體質人類學、語言學、文化人類學的知識，並參考歷史檔案，再藉由學科整合方式對平埔族做了學術性的分類。另一方面，殖民政府為了行政統治的需要，從 1909年（明治42年）起動員全台灣警務所展開為期兩年的人口普查，及隨後所建立的《熟蕃戶口及調查沿革綴》資料，則為平埔研究奠定了日後的基礎統計資料。到了1928年（昭和3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後，除了透過大學所屬的「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語言研究室」和「醫學部」等各科部門人力進行研究工作外，也帶引了一批在戰後承傳南島文化研究的學者，像宋文薰、張耀錡、劉斌雄、劉茂源等人（詹素娟 1995: 134）。戰後國民政府遷台後，始將中國民族學傳統引進台灣，此時較重要的平埔研究學者是李亦園。李氏的著作主要在藉由介紹的方式將前期日文為主的研究成果，引入戰後已轉變成以中文為主的台灣學術界（李亦園 1982a, 1982b, 1982c）。然而，一直到一九八Ｏ年代初期以前，平埔研究因戰後台灣學術的研究重心已因政治目標的移轉而不獲重視；於此之際，所研究的成果乃大多集中在田野普查此方面，如陳漢光、劉斌雄、石萬壽對西拉雅族的田野研究（陳漢光 1961, 1962a, 1962b, 1963a, 1963b; 劉斌雄 1987, 石萬壽 1981, 1985a, 1985b, 1987, 1990, 1995），阮昌銳對噶瑪蘭族的調查等（阮昌銳 1966, 1969）等。一直到八Ｏ年代，平埔研究才開始較受到重視。從John Shepherd完成了一本首次以平埔族為博士論文內容的著作（Shepherd 1981），到潘英海、林清財對西拉雅族的全國性普查，可說是一具體的代表。到了八Ｏ年代中期，隨著本土化熱潮的來臨，中央研究院設立起「台灣史田野研究室」，平埔研究成為該單位的研究重點之一；此時，1988年出版的《台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即為此一趨勢的代表（莊英章 1988）。1992年10月，由一群跨學科領域的研究成員組成的「平埔工作會」，則將平埔研究推向另一巔峰。1994年起，每兩年例行乙次的平埔研究學術研討會，算是正式將此一研究領域賦予獨立研究主題的意義。在高等教育課程方面，到了1997年，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正式開出「平埔族群專題研究」此一科目；1998年，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也跟進開出「平埔社會與文化專題討論」為正式課程。此一趨勢，象徵著平埔研究，甚至教學，終於日漸獲得國內學術界應有的重視。（二）、平埔研究之學科背景 平埔研究發展至今，其所結合研究人員的學術背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因應不同的研究取向，而有不同的核心組成。在日治時代∼ 平埔研究的萌芽期，研究的重點多半還是停留在基礎資料的蒐集、田野現場的實調，以及對初期基本資料所進行的系統分類。當時，人類學與語言學背景的學者是研究重心與主力，如同前面已提及的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為主的研究群，即是最鮮明之例證。到了戰後，平埔究研基本上還是屬於人類學者為主的研究範疇，像李亦園等即為例證。然而到了近期，平埔研究的主要參與學科逐漸轉型，或多或少與國內學術界的本土熱潮有關聯。此時，對平埔族群的研究，開始逐漸脫離先前以人類學及語言學為主體的研究群，特別是逐漸擺脫長期以來所採用的對異文化做現代學術規範的研究方式；代之而起的是在以台灣為主體本位的研究旨趣下，所因應產生的對這塊島嶼過往歷史的熱衷。對台灣過去的族群歷史，平埔族群成了核心的研究領域之一；於是，歷史學屬性較強的研究陣容漸漸在一九八Ｏ年代末期興起，成為平埔研究的另一重要核心。這可從八Ｏ年代中期起，對推展平埔研究相當重要的「台灣史田野研究室」此一機構，在一九九Ｏ年代轉變為「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而籌備處內的研究人員，有幾位的研究旨趣與平埔族群互有關聯此事中，獲得些端倪。再以 1985年迄今的學位論文為例，此時期就有十六篇碩士論文、六篇博士論文，分別在不同的學科領域中，先後以平埔做為研究主題。其中所涉獵的主題範疇，也有部份已超出了傳統的實證研究或田野調查，而有諸如探討特定語族在當代的語言發展問題（張宗智 1994）；討論歷史建構與平埔後裔在當代的族群認同（鐘幼蘭 1995）；以及探討社會運動與族群認同的作品（江孟芳 1997），進而逐漸將平埔研究另闢出一與當代社會脈絡結合的方向。不過，如果我們仔細察看近年來平埔研究學位論文在學科中所佔的比率，人類學與歷史學依然是主流趨勢；而兩者之中，又以歷史學所佔的論文篇數較高。此一現象，也呼應著歷史學領域在近年來，已日漸強化其平埔研究陣容群的趨勢。表一即為1985年以來的平埔研究學位論文（碩士、博士），學科背景與論文年度的圖表分析。
表一 近年來平埔研究學位論文學科與年度分佈圖 （ 1985-1998.10）
涉獵平埔研究者在學科背景上的複雜性，雖然豐富了我們對平埔族群的認識，但是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在問題意識的呈現上，大多仍以其學科領域所關切的議題為主。如人類學領域者大多將重點置於如文化現象、文化變遷等人類學的學科核心議題；語言學領域者則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在像語彙匯整、語法結構分析等語言學的專門領域。至於對此一研究領域的成果在教育方面的潛在貢獻，則鮮有著墨。因此，下文將討論平埔研究對社會科學教育在發展「多元文化觀點」的意義。
三、平埔研究與當今多元文化教育發展方向之關聯 如前所言，平埔研究的學科重心，不但著重在歷史學與人類學此兩學科領域，且歷史學的比重在近年來有大為增加的趨勢。因此，下文主要在討論平埔研究，在台灣南島語族歷史與文化兩範疇，對社會科學教育在發展「多元文化觀點」方向上的意義。 在 Joe L. Kincheloe與Shirley R. Steinberg對多元文化觀點教育所提出的分類體系中，目前一般主流的觀點，是停留在所謂的liberal multiculturalism與pluralist multiculturalism論述當中，而後者則日漸成為多元文化觀點的主流詮釋價值。liberal multiculturalism承認個人有著族群、階級、性別等社會屬性上的差異，但是每個人在智力與社會上的成就和潛能，是無甚差異的。pluralist multiculturalism基本上和liberal multiculturalism的論點相近，也承認個人社會屬性上的差別；不過，前者特別強調這些差別對人類社會多元性的意義。因此，在教育上，pluralist multiculturalism會鼓勵人們多去學習、了解不同的文化、價值觀，特別是屬於社會上非主流的或是弱勢群體的觀點。但是，上述的論述，對建構此一在社會上的多元、非主流、弱勢的文化、價值觀背後的社會結構及其權力關係，不但欠缺洞察的能力，也無批判之意。因此，Kincheloe和Steinberg提出一具批判色彩的多元文化觀（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強調在了解、學習異文化的價值觀時，也一併將注意力置於導致此一差異，以及差異背後權力關係之脈絡（Kincheloe and Steinberg 1997: 1-26）。一個具有批判性色彩的多元文化觀，在設計一社會科學的課程、或從事此方面的教育工作時，到底內涵是什麼？對單一文化價值觀點（ monoculturalism）而言，主流價值是一個應該被當成唯一可被接受、宣導的觀點。因此，形塑主流價值背後的歷史經驗，是唯一可取的經驗。而歷史經驗之所以獲得重視，是因為它會透過所謂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或公共記憶（public memory）的方式，去影響、形塑我們的價值觀點。在美國，可用在社會、文化權力結構中佔優勢的歐洲文明，以及其所拓展出來的歷史經驗、觀點為例證。在台灣，此一權力結構中的霸權，則是漢文化的歷史經驗和價值觀。所以說，一帶有批判性色彩的多元文化價值觀，除了需要包含主流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歷史經驗以及其延伸出的價值體系外，還必須進一步去追溯其歷史經驗，及這些不同的歷史經驗對不同群體的影響，並去了解、批判背後的權力關係與脈絡。換句話說，在學科教育內，多元文化觀點的呈現與實施，並不只是單純地藉由像是明訂一特殊的紀念日或節慶，來對在歷史過程中被排除在主流論述外的經驗、觀點，做一只是框化、展示的行為。此種多元文化觀的呈現，在本質上，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世界上大部份殖民國家，透過博物館方式展現被殖民地區的文化屬品（cultural artifacts）與文化現象，是沒有多大差別的（Anderson 1991: 178-182）。也就是說，對這兩個握有權力去展現弱勢群體的權力主體來講，展現的動機不論是什麼，展現後的結果所呈現出的實質意義，與其說是多元觀點的呈現，不如說是滿足權力主體在呈現弱勢上的權力展現；以及藉由此一展示弱勢的行為，來做為建構其對外界述說多元內涵的行逕或實質內涵。相似的例子，也可在稍具動態的表現方式上被呈現：像未對實質內涵詳加探索後，即鼓勵群眾大量參與弱勢群體的文化活動，如原住民的慶典活動或宴饗。在文化活動的意義被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後，所帶出來的意涵，並不是參與對弱勢文化價值的體驗以及對主流觀點的反思，而是一如商品機制般地去消費異己以滿足慾望。本質上，與所謂「山胞觀光」的行徑幾乎是如出一轍的（謝世忠 1994）。對多元文化觀點的建立，實質上並無太大的幫助。此種行徑，若是透過教育課程方式來推行，所造成的結果，反而是旁支化了弱勢群體對其文化價值觀在追求自我認同意識上的努力（Kincheloe and Steinberg 1997: 232）。如果說，多元文化教育的意義，其中一部份在於去發掘、首肯這許許多多被主流價值所忽視的歷史經驗所延伸出來的價值觀點，再藉由多種觀點的展現，來重新審視、建構我們當代社會的價值，則一旦我們肯定弱勢群體的價值觀，以及其對主流支配主體觀點所帶來質疑的衝擊，那麼了解前述主流與弱勢兩者間的權力關係脈絡，在多元文化的意義為何呢？事實上，造成當代社會會有主流與弱勢此一不平等的權力結構體系，歷史發展的過程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權力位階的不均衡，大多肇因於歷史發展中，部份群體社會經濟地位下滑的影響，附帶著其價值體系也逐漸被主流社會所排除或邊緣化。因此，在倡導推展多元文化的同時，一重要的課題是我們必須去了解此一屬於歷史的形塑因素，去了解此一結構性的肇因。如此，在質疑、挑戰、進而去重塑所謂的社會共通價值或知識的主體時，我們方有一切入面與立足點。在另一方面，當再次去形塑另一較富包容力的價值體系時，透過對形塑弱勢群體歷史機制的了解與掌握，也將有助於我們去避免重蹈此一邊緣化非主流觀點的覆轍（Kincheloe and Steinberg 1997: 236）。回到平埔研究此一議題，造成前述台灣平埔人口淪為隱性南島語族人口的原因，除了前面章節已提及的官方政策因素外，台灣傳統漢人主流社會的單一文化價值觀，亦是一影響原因。台灣由一南島語族為主，轉變成一漢人為主的社會，是十八、十九世紀以來的事。在這歷史變遷的過程中，「消失」的南島語族人口，大多是為本文中所謂的平埔人口。平埔人口的消失，在學術圈中曾用「遷徙」（ migration）與「替代」（replacement）此一理論來解釋。這種論證，一般是假設在台灣漢人入墾過程中，漢人仗著熟悉土地制度、市場經濟以及農業技術等等因素，以及對土地所有權的渴求，因而在這數百年的文化接觸過程中，漢人日漸取得優勢而取代了舊居於平原地區的南島語族人口。此一說法，在近年來實證主義的檢驗之下，察覺到並非一主要且有說服力的解釋方式。譬如說，在十八世紀漢人人口在台灣仍未達到如今日般地多數的情形下，當時統治台灣的滿清帝國曾在1758年（乾隆23年）透過大量地對平埔人口賜漢姓，來增加漢人的人口數。當時用以賜予的姓氏，有許多是漢人百家姓中的大姓氏，如陳、李、王等，以及伴隨此一姓氏而來的祖籍與堂號。在另一方面，對入墾的漢人而言，台灣是一邊疆社會。由於遠自中國大陸渡海來台過程的艱鉅，以及早期大清帝國為防制前期明鄭餘黨勢力在台灣集結所行的禁渡令、和隨後禁止女性的渡台，造成了台灣移墾社會中，男性多於女性的現象。在性別比率極為懸殊的在台漢人人口結構衝擊下，身處移墾社會中的男性漢人，有許多和當地的平埔女性通婚，這也是民間俚俗中「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之由來。換句話說，在現今台灣許多的漢人人口當中，實際上，身體裡或多或少都留著南島語族的血液。對部份漢人人口來說，甚至其南島語族的身份，若按照體質人類學（physical anthropology）標準而言，是有可能強過漢人的屬性。然而，在漢人傳統的社會脈絡中，其價值意識一向具有極強烈的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c chauvinism）；因此對非漢人口，多認為其所屬的文化狀態，必然是朝向漢文化漸進。因此，對平埔族群的後裔而言，有著由於社會主流文化價值觀壓力的困擾，而刻意去隱藏其身份的現象。若是被賦予南島語族的身份認同，也大多是主流社會下的「污名化認同」（謝世忠 1987）。造成此一族群認同上漢人化的因素，除了社會主流價值以外，另一原因是漢人父系親屬法則（patriarchy）的價值觀。此一以男性為主體的認同價值標準，強化了台灣許多南島語族後裔，在去除其母系血緣內南島特色此一行為上的道德正當性（moral rightness）。換句話說，在台灣的歷史發展脈絡下，對平埔或南島語族身份此一價值認同的隱諱，是存在於兩個不同的層面的。第一，是傳統漢文化此一單一族群文化價值體系（monoculturalism）對異己的排斥；第二，是漢文化內性別結構體制下，對認同價值的位階差異。因此，藉由平埔研究此一新興領域被帶入社會科學教育的課程內涵內，對多元文化觀點的提倡而言，除了對族群議題以外，對於性別議題而言，亦提供了一相當紮實的本土實證案例。多元文化觀點所倡導的不同價值觀，除了來自族群、性別的差異以外，另一重要的觀點是來自於階級差異。平埔族群在整個台灣歷史發展脈絡下，如同前面部份已敘及，是在漢人移墾此一大洪流下被埋沒的弱勢群體；而造成平埔族群淪為弱勢群體的原因，有相當大的因素是其社會、經濟地位，在這與漢人接觸的過程中，日漸淪為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弱勢階級的緣故。造成此一結果，有極大的原因是此一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是漢人所主導的土地制度與農業經營方式所造成的；也就是說，對平埔族群價值體系被邊緣化與被排除此一現象的理解，是不能脫離十八、十九世紀以來，其整體日漸朝向貧窮化此一脈絡的。因此，藉由了解在歷史變遷過程下，平埔族群社會、經濟地位的轉變，及其背後權力關係變化的脈絡，將有助於我們從大歷史的階級化觀點，藉由本土實證案例，去詮釋一批判性多元文化觀所強調造就主流與弱勢差異的結構機制。
四、結論 平埔族群雖然在語言、文化的分類上，與現時官方所明訂的原住民人口相同，屬於南島語族；但是，因為台灣歷史發展的脈絡，而使得這群人口被獨立於原住民人口之外，也被賦予一特殊的統稱∼ 即「平埔」兩字。然而，實際上所謂的平埔族群此稱謂，卻無法解釋此一人口彼此間的文化雜異性。此稱謂所代表的意涵，不如說是漢文化中心思維對異己規範的結果。平埔研究的起源主要是在日本殖民時代，戰後國民政府時代曾因政策導向而沈寂過一段時日，待台灣於一九八Ｏ年代開始著重本土文化研究時，此一研究領域方在學術界、教育界內獲得應有的重視。於此之際，平埔研究的學科參與背景，也從早期以田野實證調查為主的人類學和語言學，日漸加入歷史學於此一陣營。 對社會科學教育中所欲強調的多元文化觀點來講，平埔研究的實證案例結果，可對多元文化觀中的族群、性別、階級三個議題，提出一源自台灣歷史的實證經驗。此一實證經驗的可貴，在於能從歷史脈絡中去了解不同文化間權力關係的演變，進而有助於我們了解一具批判性色彩的多元文化觀。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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